第316章 欧洲人的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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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汉克·保尔森在华盛顿放下电话、美国那条线尘埃落定的时候，欧洲大陆是凌晨。而在此之前的六个小时里，这片大陆一直在做一件事——把一个坏消息，从下往上，一层一层地传递。
传递得很慢。
约瑟夫·阿克曼是在老歌剧院对面的餐厅里，隔着一场关于明年工业授信的晚宴，用膝盖上那部黑莓，断断续续地接收着这个坏消息的。晚上八点，德意志银行伦敦交易台报上来的数字是十亿欧元。这个数字只是让他放下那杯雷司令并且皱了皱眉头。
他让风控部"重新跑一遍，明早九点给我报告"，然后回到包间，继续听一位斯图加特的老先生第四次重复那个比分：一百九十票，对二百四十三票。
风控部没等到早上九点。
凌晨两点三十七分，家里那部独立线路的座机把阿克曼吵醒。新的数字是四十七亿到六十二亿。中间隔着的，是那个所有人都懂、而德意志银行的系统直到深夜才想起来去算的希腊字母。
阿克曼在床边坐了一会儿，没有叫醒妻子，然后给自己叫了车。
到凌晨三点，阿克曼站在塔恩努斯大街那两座亮着灯的塔楼里，听交易台的英国人把那套"停不下来的循环"讲了一遍，阿克曼听完只说了一句话："这不是交易问题了，这是政治问题。"
然后他上了车，往柏林打电话。
同样的场景，在这一夜的欧洲，以不同的口音，重复了五遍。
在伦敦，弗雷德·古德温给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·达林打了三次电话，前两次都被值班秘书按住了。苏格兰皇家银行的CEO在过去两周里打这个电话打得太勤，秘书已经学会了分辨哪些是真的火烧眉毛，哪些是古德温自己的火烧眉毛。真正叫醒达林的是金融服务局的赫克托·桑茨，他在电话里报完那个数字，加了一句："大臣，这些合约的管辖法院，不在伦敦。"
在巴黎，克里斯蒂娜·拉加德根本没睡。法国巴黎银行的报告改到第三版送到她手上时是凌晨四点半，她已经喝掉了半壶咖啡，并且比这条大陆上任何一个人都更早地想清楚了一件事：单独一家银行去跟那个美国人谈，是没有用的。谈判需要分量。分量来自数量。
于是到了凌晨，当这五个坏消息终于全部搬到了各自国家的最高层，一个共识几乎是自动地形成了：他们需要坐到一起。
而且必须在天亮之前——因为交易所不能无限期的停下去，而只要交易所一开门，那台停不下来的机器就会重新启动，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碾过去。
没有人有时间飞到一个城市里去。所以他们决定开一个视频会议。
安排这个会议本身又花掉了四十分钟。财政部的通讯官们在几条加密线路之间来回切换，因为德国人坚持用他们自己的系统，而英国人的系统跟法国人的不兼容。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屏幕上只有拉加德一个人的画面清清楚楚，其余几格全是雪花和回声，像一场失败的降神会。
法兰克福时间凌晨五点二十分，所有的画面终于稳定下来。
六个格子。
左上是佩尔·施泰因布吕克。德国财政部长在睡衣外面套了件深色毛衣，背景是他自家的书房，身后书架上摆着几排看不清书名的精装书。
他没有开顶灯，只有台灯从侧面打过来，把他半张脸留在阴影里。这个以强硬和大嘴著称的男人，此刻的表情是这场会议里最难看的一个。
他旁边一格是阿克曼。德意志银行的CEO已经在总部待了两个小时，是六个人里唯一系着领带、刮过脸、看起来像是在正常工作时间的人。
这也是六个人里唯一一个不属于任何政府的人——严格来说他不该出现在一个由各国财政部召集的会议上，但没有人提出异议，因为在座的财长们里，没有一个真正搞得懂那些期权是怎么运作的，而阿克曼懂。
右边两格是英国人。阿利斯泰尔·达林的画面偏暗，他显然是在唐宁街11号临时找的一间屋子，背景是一面空白的墙。他的眼睛下面是这场会议里最深的两团青色。
他旁边是赫克托·桑茨，金融服务局的首席执行官，两周前那道让全世界空头哀嚎的禁空令，就是从这个人手里签发出去的。
下排左边是克里斯蒂娜·拉加德。她是唯一化了妆、换了正装的人——法国经济财政部长看起来精神奕奕，仿佛现在是下午三点而不是凌晨五点。
她面前放着一份摊开的、做了标注的文件。在这场所有人都被从床上拽起来的会议里，只有她一个人显得是有备而来的。
下排右边那一格，是这场会议里最安静的一格。让-皮埃尔·罗斯，瑞士国家银行行长。
他的背景是一间看不出地点的、光线柔和的房间，他面前没有文件，双手交叠放在桌上，从会议接通的那一刻起，就没有开过口。
施泰因布吕克清了清嗓子。作为召集人，也作为这条大陆上敞口最大的国家的代表，他先开口。
"先生们，女士。"
他说，"我不为这个时间道歉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时间。"
"我想我们可以跳过那些数字。我们每个人都看过自己的那一份，加起来是多少，也不难算。"
他停顿了一下，"我想先确认一件我以为不需要确认、但今晚必须确认的事——我们坐在这里，是不是都同意，今天下午发生在纽约和伦敦交易所里的那个价格，是不成立的？"
达林在他那个昏暗的格子里揉了揉眼睛。
"施泰因布吕克先生，"
他说，"'不成立'这个词，你打算怎么写进一份能站得住脚的文件里？"
"市场中断。"
接话的是阿克曼，他的声音平稳，像是在给一屋子学生上课。
"两家交易所都停盘了。在没有连续交易的情况下产生的最后一笔价格，不能被认定为公允价值。这是ISDA主协议里就有的条款，不需要我们发明什么。"
"那是给交易双方自己主张的条款，阿克曼先生。"桑茨开口了，他的措辞比达林精确，"是让你们德意志银行去跟你们的对手方主张的。不是让五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，替你们主张的。"
"如果只有一家银行主张，"
阿克曼看着镜头，"对方可以在纽约的法院里一家一家地告我们，赢面很大。如果是五家银行、五个监管辖区同时主张——"
"那就成了一件政治事件。"拉加德接了下去。她终于抬起头，离开了那份文件，"而政治事件，是不进法院的。"
会议室里出现了这一夜的第一次短暂的沉默。
施泰因布吕克在他的阴影里，几不可察地点了一下头。
"很好。"
他说，"那么我们看起来有一个方向了。认定价格无效，约束各自辖区内的银行不得进行进一步的无序对冲，把整件事冻结起来，等市场恢复正常之后再重新估值、重新结算。"
"认定价格无效"这件事，几乎没有人反对。这不难理解——在座的每一个人，账上都挂着一个只要承认就会流血的数字，而否认它，是他们共同的、本能的利益。
施泰因布吕克以为剩下的只是措辞。
打破这个错觉的是阿克曼。
德意志银行的CEO一直没怎么说话。他系着领带，刮过脸，是六个人里唯一看起来像在正常上班的人。等施泰因布吕克说完"那么我们看起来有一个方向了"，他抬起手，用食指关节轻轻敲了一下自己面前的桌面——这个动作在镜头里几乎看不见，但声音传了过来。
"部长先生，"
他说，"我们认定它无效。然后呢？"
施泰因布吕克看着屏幕。"然后冻结结算，等市场恢复，重新估值。"
"我问的不是文件。"阿克曼说，"我问的是那台机器。"
"什么机器。"
"后天。"阿克曼说，"最多大后天，交易所必须重新开门。原油和金属是工业的血，全世界的炼油厂、冶炼厂、航空公司都要靠它们做套保，交易所停一天已经是极限了。等它重新开门的那一秒——"
他停了一下，让这句话落下去。
"我们的敞口还在账上。远星那批期权一份都没少。价格只要继续往下走，我们就必须继续对冲，继续抛售，继续把价格砸得更低。你在纸上写一百遍'价格无效'，都改变不了这一点。市场会用后天开盘时那个真实的、连续交易产生的价格，告诉全世界——我们今天认定为'失真'的那个数字，其实是真的。"
书房里，施泰因布吕克的台灯把他半张脸留在阴影里。那半张脸没有动。
"那就不许它们对冲。"他说。
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他自己大概也知道它有多单薄。
"施泰因布吕克先生，"接话的是桑茨。金融服务局的首席执行官措辞一向精确，"'不许对冲'是一句口号。请把它翻译成一道我可以签发、并且能被执行的命令。"
"约束各自辖区内的银行。"施泰因布吕克说，"德意志银行受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管。我今晚就能让他们停下来。阿克曼先生——"
"德意志银行可以停。"阿克曼说，语气平得像在念一份季报，"我付得出那六十二亿。停止对冲，我账上会多亏一点，但死不了。"
他顿了顿。
"问题不在德意志银行。"
所有人都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。这句话是说给英国人听的。
达林在他那个昏暗的格子里没有动，桑茨只能先接了下去，再沉默了两秒之后。
"苏格兰皇家银行，"桑茨终于开口，"目前靠英格兰银行的隔夜工具维持流动性。它已经没有多余的资本去承受一个'不对冲'的敞口了。"
"翻译一下。"拉加德说。她的语气很轻，但那句"翻译一下"带着一股锋利。
桑茨看着镜头。"如果我命令苏格兰皇家银行停止对冲，我就是在命令一个失血的病人停止输血。它撑不过后天开盘。所以——"
"所以它会偷偷跑。"
阿克曼替他说完了，"它会在早上九点，第一个把对冲盘砸进市场。因为对它来说，遵守你的命令等于当场死亡，违反你的命令只是可能被你事后罚款。这不是一道选择题。"
"巴克莱也一样。"
桑茨承认了。这一次他没有停顿，好像把第一个承认说出口之后，剩下的就不那么难了。"它上周刚吃下雷曼的北美业务，现金链绷得很紧。它比谁都有理由第一个抢跑。再说我们管不住他们，他们甚至一点都不接受我们的注资。"
达林在这时候开了口。英国财政大臣的声音很累，累到没有力气去修饰。
"先生们，我们绕了一圈，又回到了原地。"他说，"这就是那个该死的囚徒困境。所有人都必须砸盘，所有人都知道砸盘会害死所有人，但没有一个人敢第一个停手，因为第一个停手的就是第一个死的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，是想用政府的命令，去摁住这个困境。"
"而我刚刚告诉你们，"
他看着镜头，"我摁不住我的两家银行。"
会议出现了这一夜第二次沉默。这一次比第一次长。
打破它的是拉加德。她一直等到这个时候才说话，像是在等所有人先把那些说不通的路走一遍。
"如果各自约束不管用，"她说，"那我们讨论的就不是约束了。"
"你想说什么。"施泰因布吕克问。
"我想说，如果'请银行自己停下来'做不到，"
拉加德的手指点在那份摊开的文件上。
"那我们就得考虑一件更重的事。不是认定价格无效，而是——直接把这些合约本身，冻结起来。行政命令。不可抗力。必要的话，紧急立法。让这些期权在法律上，暂时不存在。没有合约，就没有需要对冲的敞口，机器自然就停了。"
这是这一夜第一次，有人说出了那个所有人都在心里想、但没敢先说的词。
冻结合约。撕毁它。
书房里的施泰因布吕克没有反对。恰恰相反，他的下巴几不可察地往前动了一下——这个主张对他有天然的吸引力。
它简单，它彻底，它符合他过去一年在联邦议院里说过的每一句话：那些东西是盎格鲁-撒克逊金融模式的毒药，欧洲没有义务为一剂毒药赔上自己的银行。
真正开口反对的是桑茨。而他反对的理由，只有一句话。
"拉加德女士，"
他说，"这些合约的管辖法院，在纽约。"
拉加德的手指停在了文件上。
"我可以在伦敦签发任何命令。"
桑茨继续说，他的声音里没有情绪，只有一种把冰冷的事实摆上桌面的、职业性的耐心。
"我可以宣布不可抗力，可以冻结在英国境内的资产，议会明天早上就能给我一部紧急法案。但那个人——那个远星资本——他手里的ISDA主协议，白纸黑字写着，任何争议由纽约南区法院管辖。"
"这意味着什么？"
"这意味着，"桑茨说，"如果他决定不认我们的冻结令，他不需要来伦敦告我们。他可以在纽约起诉苏格兰皇家银行、起诉巴克莱在美国的分支、起诉这些银行在美国的每一笔资产、每一个账户。而纽约的法官，不会因为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部紧急法案，就撕掉一份在他辖区内合法有效的合约。"
"那部我们连夜通过的紧急法案，"
桑茨说，"在纽约南区法院里，一文不值。"
阿克曼在自己那一格里，缓慢地靠回了椅背。这是他今晚第一次做出一个放松的、或者说泄气的动作。
"他说得对。"
阿克曼说，"我们可以冻结欧洲。我们冻结不了纽约。而只要纽约不冻结，那台机器就还在转。我们躲在自己的辖区里不对冲，纽约那三家照砸不误，价格照跌，我们的敞口照样在扩大——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手绑起来，然后站在那里挨刀。"
于是这场绕了一大圈的争吵，终于收敛到了那个从一开始就在房间里、但被所有人本能地绕开的名字上。
不是陆泽。
是华盛顿。
"所以，"施泰因布吕克说。他在阴影里坐直了身体，台灯的光爬上来一点，照到了他的下半张脸，"无论我们选哪条路，都缺同一样东西。"
"认定价格无效——需要美国一起认，否则我们是唯一赖账的人。"
"约束银行不对冲——需要美国摁住高盛、摩根士丹利、花旗，否则我们绑住自己的手站着挨刀。"
"冻结合约——需要美国的法院不受理那个人的追诉，否则我们连夜通过的法案在纽约就是废纸。"
他环视那五个方格。
"三条路，尽头是同一堵墙。美国。"
没有人反驳。因为没有什么可反驳的。这是这一夜里唯一一件被彻底想清楚了的事。
"而这堵墙，"施泰因布吕克说，他的语气重新变得笃定起来，笃定到几乎轻松，"我不认为它会挡我们的路。"
"汉克·保尔森欠那个人的钱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还多。高盛欠得最多，摩根士丹利已经在生死线上。保尔森当了三十二年高盛的人。你们真的相信，他会眼睁睁看着华尔街被一个二十六岁的做空者抽干？"
"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有理由，认定那个价格不成立。"
书房里的德国财政部长第一次露出了一点接近于笑的表情。
"我们不是在求美国帮忙。"
他说，"我们是在跟一个和我们坐在同一条船上、伤得比我们还重的人，商量怎么一起把船划回岸边。这个电话，不会难打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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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瑟夫·阿克曼是在老歌剧院对面的餐厅里，隔着一场关于明年工业授信的晚宴，用膝盖上那部黑莓，断断续续地接收着这个坏消息的。晚上八点，德意志银行伦敦交易台报上来的数字是十亿欧元。这个数字只是让他放下那杯雷司令并且皱了皱眉头。
他让风控部"重新跑一遍，明早九点给我报告"，然后回到包间，继续听一位斯图加特的老先生第四次重复那个比分：一百九十票，对二百四十三票。
风控部没等到早上九点。
凌晨两点三十七分，家里那部独立线路的座机把阿克曼吵醒。新的数字是四十七亿到六十二亿。中间隔着的，是那个所有人都懂、而德意志银行的系统直到深夜才想起来去算的希腊字母。
阿克曼在床边坐了一会儿，没有叫醒妻子，然后给自己叫了车。
到凌晨三点，阿克曼站在塔恩努斯大街那两座亮着灯的塔楼里，听交易台的英国人把那套"停不下来的循环"讲了一遍，阿克曼听完只说了一句话："这不是交易问题了，这是政治问题。"
然后他上了车，往柏林打电话。
同样的场景，在这一夜的欧洲，以不同的口音，重复了五遍。
在伦敦，弗雷德·古德温给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·达林打了三次电话，前两次都被值班秘书按住了。苏格兰皇家银行的CEO在过去两周里打这个电话打得太勤，秘书已经学会了分辨哪些是真的火烧眉毛，哪些是古德温自己的火烧眉毛。真正叫醒达林的是金融服务局的赫克托·桑茨，他在电话里报完那个数字，加了一句："大臣，这些合约的管辖法院，不在伦敦。"
在巴黎，克里斯蒂娜·拉加德根本没睡。法国巴黎银行的报告改到第三版送到她手上时是凌晨四点半，她已经喝掉了半壶咖啡，并且比这条大陆上任何一个人都更早地想清楚了一件事：单独一家银行去跟那个美国人谈，是没有用的。谈判需要分量。分量来自数量。
于是到了凌晨，当这五个坏消息终于全部搬到了各自国家的最高层，一个共识几乎是自动地形成了：他们需要坐到一起。
而且必须在天亮之前——因为交易所不能无限期的停下去，而只要交易所一开门，那台停不下来的机器就会重新启动，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碾过去。
没有人有时间飞到一个城市里去。所以他们决定开一个视频会议。
安排这个会议本身又花掉了四十分钟。财政部的通讯官们在几条加密线路之间来回切换，因为德国人坚持用他们自己的系统，而英国人的系统跟法国人的不兼容。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屏幕上只有拉加德一个人的画面清清楚楚，其余几格全是雪花和回声，像一场失败的降神会。
法兰克福时间凌晨五点二十分，所有的画面终于稳定下来。
六个格子。
左上是佩尔·施泰因布吕克。德国财政部长在睡衣外面套了件深色毛衣，背景是他自家的书房，身后书架上摆着几排看不清书名的精装书。
他没有开顶灯，只有台灯从侧面打过来，把他半张脸留在阴影里。这个以强硬和大嘴著称的男人，此刻的表情是这场会议里最难看的一个。
他旁边一格是阿克曼。德意志银行的CEO已经在总部待了两个小时，是六个人里唯一系着领带、刮过脸、看起来像是在正常工作时间的人。
这也是六个人里唯一一个不属于任何政府的人——严格来说他不该出现在一个由各国财政部召集的会议上，但没有人提出异议，因为在座的财长们里，没有一个真正搞得懂那些期权是怎么运作的，而阿克曼懂。
右边两格是英国人。阿利斯泰尔·达林的画面偏暗，他显然是在唐宁街11号临时找的一间屋子，背景是一面空白的墙。他的眼睛下面是这场会议里最深的两团青色。
他旁边是赫克托·桑茨，金融服务局的首席执行官，两周前那道让全世界空头哀嚎的禁空令，就是从这个人手里签发出去的。
下排左边是克里斯蒂娜·拉加德。她是唯一化了妆、换了正装的人——法国经济财政部长看起来精神奕奕，仿佛现在是下午三点而不是凌晨五点。
她面前放着一份摊开的、做了标注的文件。在这场所有人都被从床上拽起来的会议里，只有她一个人显得是有备而来的。
下排右边那一格，是这场会议里最安静的一格。让-皮埃尔·罗斯，瑞士国家银行行长。
他的背景是一间看不出地点的、光线柔和的房间，他面前没有文件，双手交叠放在桌上，从会议接通的那一刻起，就没有开过口。
施泰因布吕克清了清嗓子。作为召集人，也作为这条大陆上敞口最大的国家的代表，他先开口。
"先生们，女士。"
他说，"我不为这个时间道歉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时间。"
"我想我们可以跳过那些数字。我们每个人都看过自己的那一份，加起来是多少，也不难算。"
他停顿了一下，"我想先确认一件我以为不需要确认、但今晚必须确认的事——我们坐在这里，是不是都同意，今天下午发生在纽约和伦敦交易所里的那个价格，是不成立的？"
达林在他那个昏暗的格子里揉了揉眼睛。
"施泰因布吕克先生，"
他说，"'不成立'这个词，你打算怎么写进一份能站得住脚的文件里？"
"市场中断。"
接话的是阿克曼，他的声音平稳，像是在给一屋子学生上课。
"两家交易所都停盘了。在没有连续交易的情况下产生的最后一笔价格，不能被认定为公允价值。这是ISDA主协议里就有的条款，不需要我们发明什么。"
"那是给交易双方自己主张的条款，阿克曼先生。"桑茨开口了，他的措辞比达林精确，"是让你们德意志银行去跟你们的对手方主张的。不是让五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，替你们主张的。"
"如果只有一家银行主张，"
阿克曼看着镜头，"对方可以在纽约的法院里一家一家地告我们，赢面很大。如果是五家银行、五个监管辖区同时主张——"
"那就成了一件政治事件。"拉加德接了下去。她终于抬起头，离开了那份文件，"而政治事件，是不进法院的。"
会议室里出现了这一夜的第一次短暂的沉默。
施泰因布吕克在他的阴影里，几不可察地点了一下头。
"很好。"
他说，"那么我们看起来有一个方向了。认定价格无效，约束各自辖区内的银行不得进行进一步的无序对冲，把整件事冻结起来，等市场恢复正常之后再重新估值、重新结算。"
"认定价格无效"这件事，几乎没有人反对。这不难理解——在座的每一个人，账上都挂着一个只要承认就会流血的数字，而否认它，是他们共同的、本能的利益。
施泰因布吕克以为剩下的只是措辞。
打破这个错觉的是阿克曼。
德意志银行的CEO一直没怎么说话。他系着领带，刮过脸，是六个人里唯一看起来像在正常上班的人。等施泰因布吕克说完"那么我们看起来有一个方向了"，他抬起手，用食指关节轻轻敲了一下自己面前的桌面——这个动作在镜头里几乎看不见，但声音传了过来。
"部长先生，"
他说，"我们认定它无效。然后呢？"
施泰因布吕克看着屏幕。"然后冻结结算，等市场恢复，重新估值。"
"我问的不是文件。"阿克曼说，"我问的是那台机器。"
"什么机器。"
"后天。"阿克曼说，"最多大后天，交易所必须重新开门。原油和金属是工业的血，全世界的炼油厂、冶炼厂、航空公司都要靠它们做套保，交易所停一天已经是极限了。等它重新开门的那一秒——"
他停了一下，让这句话落下去。
"我们的敞口还在账上。远星那批期权一份都没少。价格只要继续往下走，我们就必须继续对冲，继续抛售，继续把价格砸得更低。你在纸上写一百遍'价格无效'，都改变不了这一点。市场会用后天开盘时那个真实的、连续交易产生的价格，告诉全世界——我们今天认定为'失真'的那个数字，其实是真的。"
书房里，施泰因布吕克的台灯把他半张脸留在阴影里。那半张脸没有动。
"那就不许它们对冲。"他说。
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他自己大概也知道它有多单薄。
"施泰因布吕克先生，"接话的是桑茨。金融服务局的首席执行官措辞一向精确，"'不许对冲'是一句口号。请把它翻译成一道我可以签发、并且能被执行的命令。"
"约束各自辖区内的银行。"施泰因布吕克说，"德意志银行受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管。我今晚就能让他们停下来。阿克曼先生——"
"德意志银行可以停。"阿克曼说，语气平得像在念一份季报，"我付得出那六十二亿。停止对冲，我账上会多亏一点，但死不了。"
他顿了顿。
"问题不在德意志银行。"
所有人都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。这句话是说给英国人听的。
达林在他那个昏暗的格子里没有动，桑茨只能先接了下去，再沉默了两秒之后。
"苏格兰皇家银行，"桑茨终于开口，"目前靠英格兰银行的隔夜工具维持流动性。它已经没有多余的资本去承受一个'不对冲'的敞口了。"
"翻译一下。"拉加德说。她的语气很轻，但那句"翻译一下"带着一股锋利。
桑茨看着镜头。"如果我命令苏格兰皇家银行停止对冲，我就是在命令一个失血的病人停止输血。它撑不过后天开盘。所以——"
"所以它会偷偷跑。"
阿克曼替他说完了，"它会在早上九点，第一个把对冲盘砸进市场。因为对它来说，遵守你的命令等于当场死亡，违反你的命令只是可能被你事后罚款。这不是一道选择题。"
"巴克莱也一样。"
桑茨承认了。这一次他没有停顿，好像把第一个承认说出口之后，剩下的就不那么难了。"它上周刚吃下雷曼的北美业务，现金链绷得很紧。它比谁都有理由第一个抢跑。再说我们管不住他们，他们甚至一点都不接受我们的注资。"
达林在这时候开了口。英国财政大臣的声音很累，累到没有力气去修饰。
"先生们，我们绕了一圈，又回到了原地。"他说，"这就是那个该死的囚徒困境。所有人都必须砸盘，所有人都知道砸盘会害死所有人，但没有一个人敢第一个停手，因为第一个停手的就是第一个死的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，是想用政府的命令，去摁住这个困境。"
"而我刚刚告诉你们，"
他看着镜头，"我摁不住我的两家银行。"
会议出现了这一夜第二次沉默。这一次比第一次长。
打破它的是拉加德。她一直等到这个时候才说话，像是在等所有人先把那些说不通的路走一遍。
"如果各自约束不管用，"她说，"那我们讨论的就不是约束了。"
"你想说什么。"施泰因布吕克问。
"我想说，如果'请银行自己停下来'做不到，"
拉加德的手指点在那份摊开的文件上。
"那我们就得考虑一件更重的事。不是认定价格无效，而是——直接把这些合约本身，冻结起来。行政命令。不可抗力。必要的话，紧急立法。让这些期权在法律上，暂时不存在。没有合约，就没有需要对冲的敞口，机器自然就停了。"
这是这一夜第一次，有人说出了那个所有人都在心里想、但没敢先说的词。
冻结合约。撕毁它。
书房里的施泰因布吕克没有反对。恰恰相反，他的下巴几不可察地往前动了一下——这个主张对他有天然的吸引力。
它简单，它彻底，它符合他过去一年在联邦议院里说过的每一句话：那些东西是盎格鲁-撒克逊金融模式的毒药，欧洲没有义务为一剂毒药赔上自己的银行。
真正开口反对的是桑茨。而他反对的理由，只有一句话。
"拉加德女士，"
他说，"这些合约的管辖法院，在纽约。"
拉加德的手指停在了文件上。
"我可以在伦敦签发任何命令。"
桑茨继续说，他的声音里没有情绪，只有一种把冰冷的事实摆上桌面的、职业性的耐心。
"我可以宣布不可抗力，可以冻结在英国境内的资产，议会明天早上就能给我一部紧急法案。但那个人——那个远星资本——他手里的ISDA主协议，白纸黑字写着，任何争议由纽约南区法院管辖。"
"这意味着什么？"
"这意味着，"桑茨说，"如果他决定不认我们的冻结令，他不需要来伦敦告我们。他可以在纽约起诉苏格兰皇家银行、起诉巴克莱在美国的分支、起诉这些银行在美国的每一笔资产、每一个账户。而纽约的法官，不会因为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部紧急法案，就撕掉一份在他辖区内合法有效的合约。"
"那部我们连夜通过的紧急法案，"
桑茨说，"在纽约南区法院里，一文不值。"
阿克曼在自己那一格里，缓慢地靠回了椅背。这是他今晚第一次做出一个放松的、或者说泄气的动作。
"他说得对。"
阿克曼说，"我们可以冻结欧洲。我们冻结不了纽约。而只要纽约不冻结，那台机器就还在转。我们躲在自己的辖区里不对冲，纽约那三家照砸不误，价格照跌，我们的敞口照样在扩大——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手绑起来，然后站在那里挨刀。"
于是这场绕了一大圈的争吵，终于收敛到了那个从一开始就在房间里、但被所有人本能地绕开的名字上。
不是陆泽。
是华盛顿。
"所以，"施泰因布吕克说。他在阴影里坐直了身体，台灯的光爬上来一点，照到了他的下半张脸，"无论我们选哪条路，都缺同一样东西。"
"认定价格无效——需要美国一起认，否则我们是唯一赖账的人。"
"约束银行不对冲——需要美国摁住高盛、摩根士丹利、花旗，否则我们绑住自己的手站着挨刀。"
"冻结合约——需要美国的法院不受理那个人的追诉，否则我们连夜通过的法案在纽约就是废纸。"
他环视那五个方格。
"三条路，尽头是同一堵墙。美国。"
没有人反驳。因为没有什么可反驳的。这是这一夜里唯一一件被彻底想清楚了的事。
"而这堵墙，"施泰因布吕克说，他的语气重新变得笃定起来，笃定到几乎轻松，"我不认为它会挡我们的路。"
"汉克·保尔森欠那个人的钱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还多。高盛欠得最多，摩根士丹利已经在生死线上。保尔森当了三十二年高盛的人。你们真的相信，他会眼睁睁看着华尔街被一个二十六岁的做空者抽干？"
"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有理由，认定那个价格不成立。"
书房里的德国财政部长第一次露出了一点接近于笑的表情。
"我们不是在求美国帮忙。"
他说，"我们是在跟一个和我们坐在同一条船上、伤得比我们还重的人，商量怎么一起把船划回岸边。这个电话，不会难打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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