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3章 金陵血色，下关码头的下马威
下船的队伍走得很慢。像一条蠕动的虫子，从船舷上爬下来，然后被码头上的特务分成一小段一小段地切开。
余则成走在吕宗方后面，手里提着那只旧皮箱，眼睛盯着前面人的后脑勺。他的腰塌着，肩膀耷着，脚步拖沓，活脱脱一个赶早市的小商贩。
码头上的检查站设了三道卡。
第一道是证件检查。两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伪警察坐在一张破桌子后面，翻看每个人的良民证。
第二道是搜身检查。四个穿黑皮夹克的76号特务站在通道两侧，随机拦人搜包。
第三道是名单核对。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坐在一把太师椅上，身前摆着一叠照片，每个经过的人都要在他面前停两秒，让他对照一下。
余则成在心里把这三道卡的距离、人员配置和武器装备扫了一遍。伪警察腰间挂的是南部十四式手枪，特务背的是毛瑟盒子炮，军官身后的卫兵端着三八式步枪。
标准的日式装备序列。南京确实已经彻底沦陷了。
队伍往前挪了两步。前面传来一阵骚动。
有人在喊。不，是在叫。像是被活活掐住脖子发出来的声音。
余则成抬头看了一眼。
一个年轻人被两个特务从队伍里拖了出来。二十出头，穿着一件旧学生装，脸上全是血。他拼命挣扎，但两个特务一人抓着他一只胳膊，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拖到了检查站旁边的一块空地上。
那个坐在太师椅上的军官站了起来。他手里捏着一张照片，走到年轻人面前，弯下腰看了看他的脸，然后把照片翻过来，给旁边的人看了一下。
“就是他。”军官说。声音不大，很平静。
两个特务把年轻人按在了地上。
然后牵来了狗。
余则成没有看。他把目光移开了，盯着自己的鞋尖。但声音他听到了。撕咬的声音，惨叫的声音，还有狗喉咙深处发出的那种兴奋的低吼。
吕宗方在前面走着，背影一动不动。但余则成注意到他左手的指关节发白了。
叫声停了。
队伍继续往前挪。
轮到他们了。
第一道卡。伪警察翻开了吕宗方的良民证。
“吴德清。上海人。药行掌柜。”伪警察念了一遍，抬头看了吕宗方一眼，“来南京干什么？”
“做生意。”吕宗方的声音沙哑，带着一股上了年纪的老商人的疲惫，“磺胺和奎宁，你们南京缺吧？”
伪警察的眼皮动了一下。磺胺和奎宁是这年头的硬通货，比金条还值钱。
“有货？”
“有门路。”吕宗方咳了两声，“货在上海，量不大，但是真货。找到了买主再发。”
伪警察把良民证扔回来，挥了一下手。过了。
轮到余则成。
“方志远。上海人。吴掌柜的伙计。”伪警察看了一眼他的证件，“你跟他一起的？”
“是。”余则成点了点头，脸上堆着一种小商贩特有的讨好的笑。
“过去。”
第一道卡过了。
第二道卡。一个黑皮夹克拦住了余则成的箱子。
“打开。”
余则成把箱子放在地上，打开了。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、一盒三炮台香烟、一把折扇、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老黄历，还有一包用油纸裹着的花生米。
特务在衣服里面翻了翻，捏了捏花生米的纸包，拿起那盒三炮台看了一下。
“这烟给我留一包。”他说。不是商量。
“给给给。”余则成赶紧从箱子里又摸出一包，连同刚才那包一起塞到特务手里，“长官抽好的，小人这里还有。”
特务把两包烟揣进兜里，挥了一下手。过了。
第三道卡。
那个坐在太师椅上的军官。
余则成走到他面前停下来。军官抬起头，一双三角眼在他脸上停了两秒。然后低头看了看面前的照片。
“站住。”
余则成的心跳了一下。但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。只是一个被吓到了的小商贩。
“哪里人？”军官的声音忽然变了。不是之前的官话。是重庆话。地道的重庆话，连舌头打卷的方式都对。
“上海的。”余则成用上海话回答。
军官的眼睛眯了一下。
“上海哪个区？”还是重庆话。
“闸北。宝通路。”余则成连眼皮都没眨。
“宝通路往北走三条街是什么路？”军官忽然切换成了上海话。但这句上海话里有两个错误。一个是“三条街”，实际上宝通路往北只隔了两条街就是天通庵路。另一个是他把“路”的发音说成了“lU”，而不是上海话里正确的“lU”（第四声）。
这是试探。
余则成愣了一下，做出一个被绕晕了的表情，然后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回答：“长官，你怕是搞错了吧？宝通路往北走两条街就是天通庵路，哪来的三条街？我在那儿住了十五年，闭着眼睛都能走到。”
军官的三角眼眨了一下。
余则成趁势往前凑了半步，压低声音，切换成了那种走街串巷的商人才会用的含混口音：“长官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这趟来南京，是有一批上等的磺胺要出手。量不大，一百磅。但品质是德国拜耳的原装，不是仿制品。您要是认识什么贵人……”
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银元，用拇指和食指夹着，在军官面前轻轻转了一下。动作自然得像是在捻佛珠。
军官的目光从余则成脸上移到了那块银元上。
“走吧。”他收回了目光，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，“下一个。”
余则成提起箱子，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。
三道卡。全部通过。
他走到码头外面。吕宗方已经站在那里等他了。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什么话都没说。
码头外面是一条灰扑扑的石板路。路边停着几辆黄包车。车夫们蹲在路边抽烟，看到有人出来就站起来招呼。
吕宗方走到最近的一辆黄包车前面。
“同升客栈。知道在哪吗？”
车夫是个四十来岁的瘦男人，晒得黑黢黢的，脸上有几道很深的皱纹。他正蹲在地上吸一根用报纸卷的旱烟。
听到“同升客栈”四个字，他的动作停了一瞬。
非常短暂的一瞬。如果不是余则成一直在观察他，根本不会注意到。
车夫站起来，把旱烟掐灭了，踩到了鞋底下。
“知道。上车吧。”
余则成上车的时候，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车夫握着车把的手。
右手手背上，有一道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的刀疤。那道疤很老了，泛着白色的光，但形状清晰。不是意外切到的。是被人用刀划的。
余则成把目光收回来，坐进了车里。
黄包车在石板路上咯噔咯噔地走起来。两边是灰色的街道、灰色的房子、灰色的天。
南京。1941年的南京。
街上的行人不多，都低着头，走得很快。墙上到处贴着“大东亚共荣”的标语和汪精卫的画像。几个日本兵骑着自行车从旁边经过，其中一个朝车里看了一眼。
余则成不动声色地把帽檐往下拉了拉。
车夫的后背在他面前一起一伏。瘦骨嶙峋的。但他跑起来的步伐却很稳。不像是一个普通的黄包车夫。
太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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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则成走在吕宗方后面，手里提着那只旧皮箱，眼睛盯着前面人的后脑勺。他的腰塌着，肩膀耷着，脚步拖沓，活脱脱一个赶早市的小商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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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道是证件检查。两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伪警察坐在一张破桌子后面，翻看每个人的良民证。
第二道是搜身检查。四个穿黑皮夹克的76号特务站在通道两侧，随机拦人搜包。
第三道是名单核对。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坐在一把太师椅上，身前摆着一叠照片，每个经过的人都要在他面前停两秒，让他对照一下。
余则成在心里把这三道卡的距离、人员配置和武器装备扫了一遍。伪警察腰间挂的是南部十四式手枪，特务背的是毛瑟盒子炮，军官身后的卫兵端着三八式步枪。
标准的日式装备序列。南京确实已经彻底沦陷了。
队伍往前挪了两步。前面传来一阵骚动。
有人在喊。不，是在叫。像是被活活掐住脖子发出来的声音。
余则成抬头看了一眼。
一个年轻人被两个特务从队伍里拖了出来。二十出头，穿着一件旧学生装，脸上全是血。他拼命挣扎，但两个特务一人抓着他一只胳膊，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拖到了检查站旁边的一块空地上。
那个坐在太师椅上的军官站了起来。他手里捏着一张照片，走到年轻人面前，弯下腰看了看他的脸，然后把照片翻过来，给旁边的人看了一下。
“就是他。”军官说。声音不大，很平静。
两个特务把年轻人按在了地上。
然后牵来了狗。
余则成没有看。他把目光移开了，盯着自己的鞋尖。但声音他听到了。撕咬的声音，惨叫的声音，还有狗喉咙深处发出的那种兴奋的低吼。
吕宗方在前面走着，背影一动不动。但余则成注意到他左手的指关节发白了。
叫声停了。
队伍继续往前挪。
轮到他们了。
第一道卡。伪警察翻开了吕宗方的良民证。
“吴德清。上海人。药行掌柜。”伪警察念了一遍，抬头看了吕宗方一眼，“来南京干什么？”
“做生意。”吕宗方的声音沙哑，带着一股上了年纪的老商人的疲惫，“磺胺和奎宁，你们南京缺吧？”
伪警察的眼皮动了一下。磺胺和奎宁是这年头的硬通货，比金条还值钱。
“有货？”
“有门路。”吕宗方咳了两声，“货在上海，量不大，但是真货。找到了买主再发。”
伪警察把良民证扔回来，挥了一下手。过了。
轮到余则成。
“方志远。上海人。吴掌柜的伙计。”伪警察看了一眼他的证件，“你跟他一起的？”
“是。”余则成点了点头，脸上堆着一种小商贩特有的讨好的笑。
“过去。”
第一道卡过了。
第二道卡。一个黑皮夹克拦住了余则成的箱子。
“打开。”
余则成把箱子放在地上，打开了。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、一盒三炮台香烟、一把折扇、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老黄历，还有一包用油纸裹着的花生米。
特务在衣服里面翻了翻，捏了捏花生米的纸包，拿起那盒三炮台看了一下。
“这烟给我留一包。”他说。不是商量。
“给给给。”余则成赶紧从箱子里又摸出一包，连同刚才那包一起塞到特务手里，“长官抽好的，小人这里还有。”
特务把两包烟揣进兜里，挥了一下手。过了。
第三道卡。
那个坐在太师椅上的军官。
余则成走到他面前停下来。军官抬起头，一双三角眼在他脸上停了两秒。然后低头看了看面前的照片。
“站住。”
余则成的心跳了一下。但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。只是一个被吓到了的小商贩。
“哪里人？”军官的声音忽然变了。不是之前的官话。是重庆话。地道的重庆话，连舌头打卷的方式都对。
“上海的。”余则成用上海话回答。
军官的眼睛眯了一下。
“上海哪个区？”还是重庆话。
“闸北。宝通路。”余则成连眼皮都没眨。
“宝通路往北走三条街是什么路？”军官忽然切换成了上海话。但这句上海话里有两个错误。一个是“三条街”，实际上宝通路往北只隔了两条街就是天通庵路。另一个是他把“路”的发音说成了“lU”，而不是上海话里正确的“lU”（第四声）。
这是试探。
余则成愣了一下，做出一个被绕晕了的表情，然后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回答：“长官，你怕是搞错了吧？宝通路往北走两条街就是天通庵路，哪来的三条街？我在那儿住了十五年，闭着眼睛都能走到。”
军官的三角眼眨了一下。
余则成趁势往前凑了半步，压低声音，切换成了那种走街串巷的商人才会用的含混口音：“长官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这趟来南京，是有一批上等的磺胺要出手。量不大，一百磅。但品质是德国拜耳的原装，不是仿制品。您要是认识什么贵人……”
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银元，用拇指和食指夹着，在军官面前轻轻转了一下。动作自然得像是在捻佛珠。
军官的目光从余则成脸上移到了那块银元上。
“走吧。”他收回了目光，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，“下一个。”
余则成提起箱子，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。
三道卡。全部通过。
他走到码头外面。吕宗方已经站在那里等他了。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什么话都没说。
码头外面是一条灰扑扑的石板路。路边停着几辆黄包车。车夫们蹲在路边抽烟，看到有人出来就站起来招呼。
吕宗方走到最近的一辆黄包车前面。
“同升客栈。知道在哪吗？”
车夫是个四十来岁的瘦男人，晒得黑黢黢的，脸上有几道很深的皱纹。他正蹲在地上吸一根用报纸卷的旱烟。
听到“同升客栈”四个字，他的动作停了一瞬。
非常短暂的一瞬。如果不是余则成一直在观察他，根本不会注意到。
车夫站起来，把旱烟掐灭了，踩到了鞋底下。
“知道。上车吧。”
余则成上车的时候，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车夫握着车把的手。
右手手背上，有一道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的刀疤。那道疤很老了，泛着白色的光，但形状清晰。不是意外切到的。是被人用刀划的。
余则成把目光收回来，坐进了车里。
黄包车在石板路上咯噔咯噔地走起来。两边是灰色的街道、灰色的房子、灰色的天。
南京。1941年的南京。
街上的行人不多，都低着头，走得很快。墙上到处贴着“大东亚共荣”的标语和汪精卫的画像。几个日本兵骑着自行车从旁边经过，其中一个朝车里看了一眼。
余则成不动声色地把帽檐往下拉了拉。
车夫的后背在他面前一起一伏。瘦骨嶙峋的。但他跑起来的步伐却很稳。不像是一个普通的黄包车夫。
太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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