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章：一大笔收入
下午两点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把瓦尔特从午睡中惊醒。
过来的人是甘纳特，胖乎乎的见习警员今天没有穿制服，换了一身深灰色的便装。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鼓鼓囊囊的，一进门就咧嘴笑。
“科勒医生，我给你送来了一个好消息。”甘纳特在房间环视四周后，赞叹道：“伊丽莎白护士对你真是不错，居然找到这样的好居所。”
面对思想不纯洁的胖警察，瓦尔特也懒得过多解释，示意对方找个地方坐下。
甘纳特把信封放在桌上，却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柠檬糖剥开，随后，他把信封往前推了推，说，“这是霍夫曼警长让我转交给你的……奖金！”
瓦尔特用左手拆开信封，抽出里面的东西，几张大额的帝国马克纸币，一共八张，每张面值一百。
八百马克！他很是惊讶的抬起头，看向甘纳特。
“男爵夫人的遗产已经清算了。”甘纳特大大咧咧的解释道，“她名下有五十万马克的财产，以及位于柏林郊区的两处庄园。按照遗嘱，这些财产由她的弟弟，弗里德里希·冯·埃伯施泰因伯爵继承。那位贵族先生一个月前，刚从俄国圣彼得堡的使领馆回柏林述职，就意外得到了一笔横财。大概是为了感谢红堡把案子彻底查清楚了，很是大方的向柏林警察局捐了一万马克，作为对警方快速破案的感谢费。”
甘纳特把柠檬糖嚼碎咽下去，“霍夫曼警长觉得，这起案子最大的功臣是你。所以，从这笔捐款里拨了八百马克，作为给你的额外奖金。”
瓦尔特看着手里的那几张大额钞票，内心早已笑开了花。
八百马克！对于现在的他来说，绝对算得上一笔巨款。三个月的房租不到八十马克，这笔钱足够他撑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当然，前提是日子过得省，毕竟他还要筹钱还债。
“替我谢谢霍夫曼警长。”瓦尔特把钱折好，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。内心不禁盘算着，这种能来钱快的活儿，最好是越多越好。
这八百马克的赏金，说到底是因为他在合适的时间，帮了合适的人，解决了一个合适的问题。倘若往后，能直接替有钱的贵族，解决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想必会是一条更直接的出路，尽早偿还普鲁士军方的那八千马克欠款。
不过，上述念头只在瓦尔特的脑子里转了一转，他没有急着往下想。眼下首要任务，先把红堡法医，这个“体制内的好工作”搞定了，再说别的。
“另外，霍夫曼警长还让我带句话。”甘纳特站起身，拍了拍衣服上沾的糖渣，“他说，红堡不会亏待肯出力的人。等你把右手的伤好得差不多了，随时可以去警局报到。这份兼职法医的职务，一直给你留着。”
说完，甘纳特转身离开，房间又重新安静下来。
……
出院之后的日子，比瓦尔特预想的，还要忙碌的多。
每天早上七时，阿尔布雷希特街还笼罩在薄薄的晨雾里，瓦尔特已经吃过早餐，穿好外套，戴好那只白手套，沿着石板路走向夏洛特医院。穿过侧门，经过值班室，在一楼走廊尽头推开那扇贴着“助理医师”铭牌的门。
桌面上堆着前一天堆积的病历，还有厚厚的检验单，墨水瓶旁放着一支蘸水笔。瓦尔特坐了下来，他用左手翻阅病历，有时会用水笔在页边做出几行注释。他的字迹依然算不上漂亮，但起码清晰工整，干净利落。
门诊通常在上午八点开始。
哈塞医生坐诊，瓦尔特坐在对面的一张小桌旁。病人一个接一个地进来——咳嗽不止的老妇人、胸口疼的码头工人、长了奇怪疹子的少年、失眠的银行职员。哈塞医生问诊、听诊、写处方，瓦尔特则负责记录病史、测量体温、复查患者之前带来的就医报告，有时还会补充一两句被哈塞医生忽略的细节。
门诊间隙，瓦尔特会穿过走廊去病房巡视。夏洛特医院共有四层病房，每层约三十多张床。他负责的主要是内科病区，那些心脏不好的人、肺病缠身的老者、等待手术却迟迟排不上号的病人。
瓦尔特推着一辆小推车，满载着各路病历的夹子，沿着狭窄的走道穿行在一排排的病床之间。他在每一张床前停下脚步，记录病历上的最新记录，有时会需要俯下身，与病人交谈几句。
“早上好，科尔夫人。昨晚睡得怎么样？”
“还是喘得厉害，医生。”
“我看看您的痰液颜色，比昨天浅了些，是好现象。您把枕头垫高一点再睡，白天可以试着坐起来一小会儿。”
没有多余的寒暄，没有居高临下的语气。他说话的速度不快不慢，像是在陈述一件已经被验证过无数次的事实。
哈塞医生与院长的交谈中，曾提到自己的助理瓦尔特时，只用了六个字形容：“认真、负责、高效。”其余什么都没说。但以哈塞的性子，这六个字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。
依照之前与哈塞医生的约定，身为助理医师的瓦尔特每周工作3到4日即可，而其他时间，他要前往亚历山大广场的柏林警察局，履行兼职法医的职责。
……
1903年11月的清晨，瓦尔特站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电车站台上，抬头望向面前这座被柏林人称为“红堡”的巨大建筑。
这个落成于1890年的警察总署气势磅礴，整栋建筑由深红色的砖石砌成，在灰蒙蒙的天幕下，其庞大的身影给人以极大的压迫感。高耸的窗户、厚重的墙基，以及精心雕琢的正门，每一处细节都在无声的告诉路人，这里是柏林秩序的象征。
广场上弥漫着深秋清晨特有的清冷，混着煤烟、湿漉漉的石板路和远处面包房飘来的焦香。初冬的柏林，清晨气温已降到五六度，哈出的气在空气中化作一团白雾。
瓦尔特不由得把外套领子往上提了提，右手戴着一只白色的薄棉手套，遮住了手背上已经愈合，但依然泛着淡红色疤痕的皮肤。绷带已经拆了，但手套不能脱，既是为了掩盖那几道丑陋的缝线痕迹，也是为了在与人握手时避免对方看到那只已经不再灵活的手。
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从广场东侧快速驶过，宽大的车身泛出一层幽暗的光芒，发动机发出低沉而有节奏的轰鸣。此刻，这种四轮汽车的出现，足以让忙碌中行人慢慢停下脚步，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
瓦尔特的目光追了一下那辆车，这是他在1903年第一次亲眼看到奔驰，车身上印着小小的“Benz & Cie.”字样。
1899年奔驰公司生产了572辆汽车，四年后这个数字翻了好几倍，但即便如此，能在柏林街头看到一辆汽车，依然是值得侧目的事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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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来的人是甘纳特，胖乎乎的见习警员今天没有穿制服，换了一身深灰色的便装。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鼓鼓囊囊的，一进门就咧嘴笑。
“科勒医生，我给你送来了一个好消息。”甘纳特在房间环视四周后，赞叹道：“伊丽莎白护士对你真是不错，居然找到这样的好居所。”
面对思想不纯洁的胖警察，瓦尔特也懒得过多解释，示意对方找个地方坐下。
甘纳特把信封放在桌上，却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柠檬糖剥开，随后，他把信封往前推了推，说，“这是霍夫曼警长让我转交给你的……奖金！”
瓦尔特用左手拆开信封，抽出里面的东西，几张大额的帝国马克纸币，一共八张，每张面值一百。
八百马克！他很是惊讶的抬起头，看向甘纳特。
“男爵夫人的遗产已经清算了。”甘纳特大大咧咧的解释道，“她名下有五十万马克的财产，以及位于柏林郊区的两处庄园。按照遗嘱，这些财产由她的弟弟，弗里德里希·冯·埃伯施泰因伯爵继承。那位贵族先生一个月前，刚从俄国圣彼得堡的使领馆回柏林述职，就意外得到了一笔横财。大概是为了感谢红堡把案子彻底查清楚了，很是大方的向柏林警察局捐了一万马克，作为对警方快速破案的感谢费。”
甘纳特把柠檬糖嚼碎咽下去，“霍夫曼警长觉得，这起案子最大的功臣是你。所以，从这笔捐款里拨了八百马克，作为给你的额外奖金。”
瓦尔特看着手里的那几张大额钞票，内心早已笑开了花。
八百马克！对于现在的他来说，绝对算得上一笔巨款。三个月的房租不到八十马克，这笔钱足够他撑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当然，前提是日子过得省，毕竟他还要筹钱还债。
“替我谢谢霍夫曼警长。”瓦尔特把钱折好，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。内心不禁盘算着，这种能来钱快的活儿，最好是越多越好。
这八百马克的赏金，说到底是因为他在合适的时间，帮了合适的人，解决了一个合适的问题。倘若往后，能直接替有钱的贵族，解决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想必会是一条更直接的出路，尽早偿还普鲁士军方的那八千马克欠款。
不过，上述念头只在瓦尔特的脑子里转了一转，他没有急着往下想。眼下首要任务，先把红堡法医，这个“体制内的好工作”搞定了，再说别的。
“另外，霍夫曼警长还让我带句话。”甘纳特站起身，拍了拍衣服上沾的糖渣，“他说，红堡不会亏待肯出力的人。等你把右手的伤好得差不多了，随时可以去警局报到。这份兼职法医的职务，一直给你留着。”
说完，甘纳特转身离开，房间又重新安静下来。
……
出院之后的日子，比瓦尔特预想的，还要忙碌的多。
每天早上七时，阿尔布雷希特街还笼罩在薄薄的晨雾里，瓦尔特已经吃过早餐，穿好外套，戴好那只白手套，沿着石板路走向夏洛特医院。穿过侧门，经过值班室，在一楼走廊尽头推开那扇贴着“助理医师”铭牌的门。
桌面上堆着前一天堆积的病历，还有厚厚的检验单，墨水瓶旁放着一支蘸水笔。瓦尔特坐了下来，他用左手翻阅病历，有时会用水笔在页边做出几行注释。他的字迹依然算不上漂亮，但起码清晰工整，干净利落。
门诊通常在上午八点开始。
哈塞医生坐诊，瓦尔特坐在对面的一张小桌旁。病人一个接一个地进来——咳嗽不止的老妇人、胸口疼的码头工人、长了奇怪疹子的少年、失眠的银行职员。哈塞医生问诊、听诊、写处方，瓦尔特则负责记录病史、测量体温、复查患者之前带来的就医报告，有时还会补充一两句被哈塞医生忽略的细节。
门诊间隙，瓦尔特会穿过走廊去病房巡视。夏洛特医院共有四层病房，每层约三十多张床。他负责的主要是内科病区，那些心脏不好的人、肺病缠身的老者、等待手术却迟迟排不上号的病人。
瓦尔特推着一辆小推车，满载着各路病历的夹子，沿着狭窄的走道穿行在一排排的病床之间。他在每一张床前停下脚步，记录病历上的最新记录，有时会需要俯下身，与病人交谈几句。
“早上好，科尔夫人。昨晚睡得怎么样？”
“还是喘得厉害，医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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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塞医生与院长的交谈中，曾提到自己的助理瓦尔特时，只用了六个字形容：“认真、负责、高效。”其余什么都没说。但以哈塞的性子，这六个字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。
依照之前与哈塞医生的约定，身为助理医师的瓦尔特每周工作3到4日即可，而其他时间，他要前往亚历山大广场的柏林警察局，履行兼职法医的职责。
……
1903年11月的清晨，瓦尔特站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电车站台上，抬头望向面前这座被柏林人称为“红堡”的巨大建筑。
这个落成于1890年的警察总署气势磅礴，整栋建筑由深红色的砖石砌成，在灰蒙蒙的天幕下，其庞大的身影给人以极大的压迫感。高耸的窗户、厚重的墙基，以及精心雕琢的正门，每一处细节都在无声的告诉路人，这里是柏林秩序的象征。
广场上弥漫着深秋清晨特有的清冷，混着煤烟、湿漉漉的石板路和远处面包房飘来的焦香。初冬的柏林，清晨气温已降到五六度，哈出的气在空气中化作一团白雾。
瓦尔特不由得把外套领子往上提了提，右手戴着一只白色的薄棉手套，遮住了手背上已经愈合，但依然泛着淡红色疤痕的皮肤。绷带已经拆了，但手套不能脱，既是为了掩盖那几道丑陋的缝线痕迹，也是为了在与人握手时避免对方看到那只已经不再灵活的手。
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从广场东侧快速驶过，宽大的车身泛出一层幽暗的光芒，发动机发出低沉而有节奏的轰鸣。此刻，这种四轮汽车的出现，足以让忙碌中行人慢慢停下脚步，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
瓦尔特的目光追了一下那辆车，这是他在1903年第一次亲眼看到奔驰，车身上印着小小的“Benz & Cie.”字样。
1899年奔驰公司生产了572辆汽车，四年后这个数字翻了好几倍，但即便如此，能在柏林街头看到一辆汽车，依然是值得侧目的事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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