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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 抽骨之痛

    周明远卷款跑路之后,陆建设连续四天没怎么睡。

    六万块的窟窿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,张着黑洞洞的嘴对着他。那是陆记三年的纯利,是十几台机器日夜不停转出来的血汗,是母亲拖着一条残腿跑了十七天才省下来的全部家底的两倍。他把账本从头翻到尾、从尾翻到头,翻了三遍,煤油灯的灯芯烧焦了一截又一截,每遍算出来的缺口都一样大——原料商的欠款、工人下个月的工资、即将到期的几笔小额借款,加上被周明远卷走的那六万块货款,加起来将近七万。

    七万块。一头壮牛一百二,三间砖瓦房三百块。他把账本摊在桌上,手指按在最后一页的结余数字上,那个数字小得可怜,像一根即将熄灭的灯芯。他盯着它看了很久,久到灯芯又烧焦了一截,火苗跳了几跳,差点灭了。他伸手捻了捻灯芯,灯光重新稳下来,照着眼窝下两团青灰的阴影——那是连续几个通宵熬出来的,颧骨也比前几天更凸了,嘴唇干得起了皮,下巴上的胡茬冒出来一片青黑。

    田秀芹推门进来的时候,看到的就是这副模样。她端着一碗热了两次的粥,粥上卧着一个荷包蛋——家里最后一只老母鸡下的,本来留着给明翰过生日。她把粥放在桌上,又搁下一碟腌萝卜,腌萝卜切得细细的,码得整整齐齐,上面撒了几粒花椒。然后她在他旁边坐下来,没有催他,只是把粥碗往他手边推了推。

    “你先吃。天塌下来也得吃饭。”

    陆建设没动筷子。他盯着账本上那个数字,像是在盯着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,洞口里吹出来的冷风把他的五脏六腑都冻住了。田秀芹也不催他,就那么坐着,伸手拿过账本翻了几页。她识字不多——只上过两年扫盲班,认的字加起来不到一箩筐——但跟婆婆一样,数字看得明白,那些阿拉伯数字在她眼里比汉字更诚实。她翻到被动了手脚的那几页时停住了,手指点着其中一行数字,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有笔订单的回款日期和银行存单对不上,差了将近一个月。

    “这笔钱根本没进来?”她问。

    “进了。但进来的日子比合同晚了二十八天。”陆建设的声音干得像砂纸在木板上刮,“周明远应该挪去别处周转了一阵,补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账期。这种事他做了不止一次,只是之前每笔都补得及时,我没发现。他用后面的钱填前面的坑,一直在拆东墙补西墙,直到拆不动了,就全塌了。”

    田秀芹把账本合上。她见过周明远好几回——那人说话客气,衣裳干净,笑起来牙齿白得齐整,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三七分的发线清晰利落,像是用尺子比着梳的。每次来家里吃饭都带东西,给孩子买糖,给她婆婆捎点心,嘴甜得像抹了蜜。她婆婆从不吃他带来的东西,也不说什么,只是每次都把点心盒子原封不动地搁进柜子里,连包装纸都不拆。田秀芹那时候不太理解,觉得婆婆是不是太不给人家面子了,现在她明白了——老人家见过的人比她多,那双被煤油灯熏了几十年的眼睛,看人看事比她准。

    “我娘就没信过他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你也没信过。”

    “我信的是你。”她把粥碗又推了推,“吃饭。你倒了,这个家就真倒了。你倒了,那些债主找谁去?找咱娘?找建梅?还是找明远明翰?”

    最后那句话像一根针,扎在陆建设心口最软的那块地方。他端起粥碗,大口大口地喝。粥已经不烫了,米粒煮得烂烂的,荷包蛋的蛋黄还是半流质的,咬一口淌出金黄色的蛋液,混在粥里又香又稠。他把整碗粥喝得干干净净,又把腌萝卜一根不剩地吃了,然后把空碗放在桌上,重新拿起了账本。

    事情得从几个月前说起。

    厂里接了笔大单——省城一家贸易公司要一百匹混纺工装布,金额将近两万块。周明远拍着胸脯说这家公司是他的老关系,货款从来不拖,他以前在供销社的时候就打过好几年交道,对方的底细他摸得一清二楚。陆建设把合同看了两遍,条款没问题,公章也真,对方公司的资质他也托赵春山帮忙打听过,说是正经做进出口贸易的,在省城有好几年的经营历史。他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,就签了。

    那两年周明远经手的订单没出过一笔差错。回款及时,账目清楚,客户反馈也好。他在省城租了办公室,拓展了市里百货商场的渠道,签了好几家省外客户的长期合同,每次从省城回来都带回新的订单和新的客户名片。陆建设把越来越多的权限放给他——客户对接、大额货款的代收、部分采购谈判。周明远每次都按时把钱存进对公账户,存单拍照发回来,银行回单复印件贴在账本后面,整整齐齐,像他这个人一样一丝不苟。

    陆建设有时候在心里想,自己真是走了运,能遇到这么一个得力帮手。他甚至盘算过等年底分红的时候多给周明远一成——毕竟厂子能发展这么快,周明远功不可没。他还跟田秀芹提过一回,说等厂子再稳一些,想给周明远在厂里安排一间单独的宿舍,省得他每次从省城回来都得住镇上的出租屋。田秀芹当时正在给明翰喂米糊,听了这话手里的勺子顿了一下,说了一句“再说吧”。陆建设以为她是觉得厂里房子紧张,就没再提。

    直到那天晚上,陆建设核对另一笔账时无意中翻到一笔三个月前的订单。那是一批发往省城的混纺工装布,金额不算大,四千多块。他本来是在查这批货的运费明细——最近运费涨了,他想看看是不是该换个运输队——翻着翻着,忽然觉得有个数字有些扎眼。那批货的回款日期,比合同约定的晚了将近一个月。陆建设皱了皱眉,印象中这笔订单的回款还算及时,没有拖太久,怎么会差了一个月?

    他往前翻了翻,找到了那笔订单对应的银行存单复印件。存单上的日期和账本上登记的日期确实对不上——账本上写的是收货后三十天内到账,但实际到账日期比那个时间晚了整整二十八天。二十八天的利息差额不算大,但问题在于这二十八天的延迟,账本上没有任何备注,周明远也没有跟他提过一个字。

    他的心跳开始加快。那种加快不是一下子窜上去的,是慢慢往上爬,像有一只冰冷的手顺着他的脊椎一节一节地往上摸。他又翻出一笔订单——金额一万六,回款记录栏是空的。他把那一年的银行存单全部翻遍了,没有找到这笔钱的入账记录。再往前,还有一笔两万出头的——同样的省城客户,同样的周明远经手,同样没有回款记录。他翻得更快了,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颤,纸页在他的指尖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,在安静的夜里听起来格外刺耳。他把周明远经手的所有订单和回款记录从头到尾过了一遍,最后确认了一个让他浑身冰凉的事实:周明远经手的货款中,至少有将近六万块,没有入账。

    六万块。不是六百,不是六千,是六万。

    天塌了。

    他猛地站起来,椅子向后倒去,砸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。那声响在深夜里传得格外远,把院子里老槐树上的鸟都惊飞了。炕上的孩子被惊醒了——大儿子明远六岁,小儿子明翰四岁,兄弟俩挤在一张炕上。明远迷迷糊糊地坐起来,揉着眼睛喊了一声“爹”,声音里还带着困意。明翰被哥哥的动作弄醒了,眨了眨眼,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小嘴瘪了瘪想哭,但看到哥哥没哭,又把哭声憋了回去,只是把脸埋进哥哥的胳膊肘里。

    田秀芹赶紧从灶台边站起来,快步走到炕边,用手轻轻拍了拍两个孩子的背。她的动作很轻,节奏很稳,像是在拍两床需要整理的小被子。“没事,爹不小心碰倒了椅子,”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很稳,没有一丝慌乱,“你们继续睡,明天还要上学呢。”明远打了个哈欠又躺回去了,小孩子的睡眠来得快去得也快,头一挨枕头就沉了。明翰翻了个身,小手攥着哥哥的衣角,很快就又睡着了,小嘴微微张着,发出均匀的鼻息。

    田秀芹安顿好孩子,披上那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——棉袄是她嫁进陆家那年做的,袖子接长过两回,补丁叠补丁,但洗得干干净净——赤着脚走到陆建设面前。炕边的地面是夯土的,秋天的夜凉从脚底板往上窜,她也不觉得冷,因为她看到了丈夫的脸色。那种惨白不是冻出来的,是从心底深处泛上来的,像是身体里所有的血都被什么东西抽走了。她在车间里见惯了各种事故——梭子飞出来伤人的、机器夹了手指的、布匹断了一整根经线全部报废的——每次出了事故,工人们的脸色都不好看,但没有哪一个人的脸色像她丈夫此刻这样。不是疼,不是惊,是一种被什么东西从背后捅了一刀之后,还没倒下去但已经在摇晃的样子。

    她没说话,只是从他手里轻轻抽出账本,放在桌上。账本的纸页已经被他攥出了褶皱,封面上那几个“陆记纺织”的毛笔字是他自己写的,笔画歪歪扭扭的,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,像是要把字刻进纸里去。她握住他冰凉的手,那双手在发抖——不是冷的那种抖,是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一寸一寸地碎裂,碎片的震动顺着骨头传到指尖。她把他的手攥在自己掌心里,感觉到他的手指在不可抑制地微微痉挛。

    “建设,”她的声音很轻,像是怕惊醒了炕上的孩子,也像是怕惊醒了丈夫心里那头正在嘶吼的困兽,“出什么事了?”

    陆建设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烧红的铁,半天才挤出一句话,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,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抠出来的:“周明远……把钱卷走了。六万块。所有的账都对不上了。”

    六万块。田秀芹在心里把这个数字默念了一遍。她不太会算大账,但她知道六万块是个什么概念——厂子里十几台机器日夜不停地转一年,赚的纯利也不过两万出头。六万块,是陆记三年的利润,是婆婆拖着残腿跑了十七天省下的全部家底的两倍,是明远上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全部学费的几十倍还多。她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——她知道这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。她只是用力握了握丈夫的手,然后松开,转身去给他倒了一碗热水。

    水是下午烧的,已经不太烫了,但她还是习惯性地吹了吹碗沿,像是在给明翰喂水时那样。她把碗沿送到他嘴边,他低头喝了一口,喉结动了一下,又喝了一口。热水的温度从喉咙蔓延到胸腔,把那股快要把他冻住的寒意驱散了一丝。他抬头看着她,她的头发散乱着,赤着脚站在冰凉的地上,身上只披了一件单薄的旧棉袄,脚趾头因为冷而微微蜷着,但她看他的目光是稳的,像是在说:你说吧,我听着。天塌下来,我跟你一起扛。我扛不动整片天,但能扛你扛不动的那一半。

    “秀芹,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木板上刮,“我对不起你。那对镯子……我本来打算今年给你赎回来的。”

    他说的镯子,是田秀芹嫁过来时唯一的陪嫁——一对银镯子,她娘家的老银匠打的,镯面上刻着缠枝莲花的纹样,银质厚实,入手沉甸甸的。结婚那天她戴着那对镯子,在煤油灯下看了很久,银镯子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,镯面上的缠枝莲花被磨得光滑发亮。后来厂子扩大生产缺钱,是她自己把镯子摘下来,用红布包好,放进柜子最深处,说“等以后日子好了再戴”。再后来厂子里周转不开了,她又把镯子拿出来当了,当票压在柜子底下,从来没跟陆建设提过一个字。陆建设是后来翻柜子找旧账本时无意中看到那张当票才知道的——当票已经泛黄了,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,但金额和日期他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
    “镯子算什么。”田秀芹打断他,声音很轻但很稳,没有一丝犹豫,“人还在,厂还在,比什么都强。你爹当年一架破纺车都撑过来了,咱现在有这么多机器、这么多工人、这么多客户,还能被六万块压死不成?钱是人挣的,也是人花的。没了再挣。”她顿了顿,伸手把他额前一缕垂下来的头发拨到耳后,手指在他冰凉的额头上停了一下,“你还记得咱娘第一次见我的时候问我啥吗?她问我怕不怕吃苦。我说不怕。这话一辈子都算数。”

    陆建设低下头,把脸埋进妻子的肩窝里。她没有再说话,只是站在那里,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后背上,另一只手拢着他散乱在耳边的头发。她的手指粗糙,骨节粗大,指腹上有被纱线割出的细密伤疤——那是长年累月在车间里叠布、理纱留下的痕迹。但她的动作很轻,像是在给明翰掖被角时那样,轻轻拍着他的背,一下,又一下。过了很久,陆建设直起身来。他的眼眶是红的,但没有泪。他把桌上的账本重新翻开,翻开那几页被周明远做了手脚的记录,一只手指点着上面那些打了红圈的数字,另一只手拿起电话听筒。

    “秀芹,你帮我做件事。明天一早,你挨家挨户去通知那些跟咱们合作的农户,告诉他们周明远跑了,但陆记的订单照常做、工钱照常结。谁要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、担心拿不到钱,让他们直接来找我。”他顿了顿,拿笔的手在账本上划了一道很深的线,笔尖几乎把纸划破了,“我不能让这些跟着我干了这么多年的乡亲被牵连。他们当初信我,把血汗钱都塞给我了,我不能让他们跟着我一起掉进这个坑里。”

    “行。”田秀芹应了一声,松开握着他的手,转身进了里屋。她不是去睡觉——天快亮了,还睡什么。她在柜子里翻了翻,翻出一块干净的白布,把明翰踢破了的棉袄袖子包好,又给明远理了理书包。做完这些她又去了一趟灶台,把晚上的剩粥热上,又在粥里加了一把红枣——陆建设这几天眼窝都陷下去了,得补补血气。她想了想,又从柜子最深处翻出一个小布包,里面是婆婆上次回娘家带回来的几块老姜,她切了两片放进粥里,老姜的味道辛辣刺鼻,但驱寒最好。

    灶膛里的火重新亮起来的时候,天色还是黑的。田秀芹坐在灶台前,手里拿着烧火棍,火光照在她脸上,把她的表情映得忽明忽暗。她在想明天要走的路线——先跑哪几家、后跑哪几家、哪几家最容易被谣言吓到、哪几家需要多花时间解释。她在心里排了一个顺序,排完之后又推翻重新排了一遍,直到确认每一步都不会走冤枉路。做完这些,她站起来拍了拍围裙上的灰,走到炕边看了看两个孩子。明远和明翰还在睡,明翰已经把被子蹬掉了一半,一条腿搭在明远肚子上,明远也没推开,就那么让他搭着。她把被子重新掖好,在两个孩子额头上各轻轻亲了一下,然后转身走到院子里,开始收昨晚晾的被单。

    陆建设站在院子里,看着天色由黑变灰、由灰变白。第一缕晨光照在东边山梁上的时候,他已经骑上了那辆旧自行车,车后座上夹着一摞文件袋,里面装着所有跟周明远有关的账目、合同和回款记录复印件。他的腰在深圳工地上落下了毛病,睡硬地板一宿都缓不过来,但今天他骑在车上,腰杆挺得比任何时候都直。他要先去镇上找周明远,然后去派出所报案,再去一家一家地跑债主。

    车子蹬出去之前,他回头看了一眼。田秀芹站在院门口,身上还披着那件旧棉袄,头发被晨风吹得有些散乱,但她站得很直。她的背后是那排青砖厂房,厂房顶上那根烟囱正冒着细细的白烟——昨晚值夜班的工人已经起来接班了,机器运转的低沉嗡鸣从车间里传出来,像这片土地上不肯停歇的脉搏。她朝他举了一下手里的抹布,那个手势很短,像是在说:去吧。家里有我。孩子有我。娘有我。

    他点了点头,蹬上车,驶上了村口的土路。土路被晨露打得微潮,车轮碾过去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路两边是收割过的玉米地,秸秆被捆成一垛一垛地码在地头,在晨光里像沉默的哨兵。他骑得很快,风灌进他的衣领里,凉飕飕的,但他不觉得冷——心里那团火烧得太旺了,烧得他胸口发烫。

    镇上周明远租住的那间屋子他去过很多次。周明远每次从省城回来都会在这里住几天,偶尔也叫陆建设来喝酒吃饭。房间不大,但收拾得干干净净,墙上挂着全县地图和销售网点分布表,桌上常年放着一台旧电话和一本翻烂了的客户通讯录。陆建设记得有一回他坐在这里喝酒,周明远指着墙上的地图跟他说,以后咱们要把陆记的布卖到这张图上的每一个乡镇去。那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有干劲、有想法,是能一起把事做大的人。

    现在那扇门虚掩着,门板被风吹得一开一合,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,像是老人在咳嗽。陆建设伸手推开门,屋里一片狼藉。被褥、衣物、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消失了。墙角那台旧电话机还在,但电话线被扯断了,断口处露出细细的铜丝,像被咬断的血管。墙上只剩下几枚孤零零的钉子,原来挂着的地图和表格全都不见了,只留下几个长方形的灰尘印子——地图印、表格印、还有一个相框印,相框里原来放的是周明远和陆建设在厂门口拍的一张合影,照片上两个人并排站着,背后是那块刚挂上去的“陆记纺织”招牌。

    地上散落着几张揉皱的废纸,陆建设蹲下来捡起一张。是周明远的字迹——一份客户名单,七八个名字和电话号码,字迹潦草但能辨认。最下面一行被划掉了,划得很用力,笔尖把纸都戳破了,像是在划掉一个不能留下的名字。陆建设把那张纸翻过来,背面是一行更潦草的字,像是在匆忙中记下的:“南边。广州。中山路138号。”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怀里,站起来在空荡荡的屋里站了很久。

    阳光从窗户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。他的表情看不出愤怒,也看不出悲伤,只看到一种很深的、像是刻进骨头里的沉默。房东揉着惺忪的睡眼从隔壁过来,靠在门框上说“他两天前就退了房,走得很急,连押金都没要,我还以为他家里出了事”。陆建设问“他有没有说过要去哪里”。房东想了想,说“没细说,就跟我说要出趟远门,可能要很久才回来。对了,走之前他接了个电话,好像提到了‘南边’。”

    南边。南边那么大,深圳、广州、珠海,随便一个城市都能把一个人吞得渣都不剩。陆建设把那张揉皱的客户名单折好放进怀里,转身走了。

    从镇派出所出来的时候,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。接待他的民警态度客气但话不中听,一边填表一边说这种事太多了——年前隔壁镇一个做木材生意的被骗了八千多,到现在都没破案;年后另一个镇一个倒腾化肥的被骗了一万二,也是人跑了钱没了。“你们这些私人做买卖的,跟人合伙之前得查清楚底细。我们尽力,但你别抱太大希望。”民警把笔放下,抬起头看了他一眼,目光里有同情也有一种“你自找的”的无奈。

    陆建设接过那张报案回执单,折好放进怀里,说了声“谢谢”,转身走了。走出派出所大门的时候,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照在他脸上,他眯了一下眼,觉得那光线像刀子一样刺眼。他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,空气里有派出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飘来的淡淡槐花香,跟他家院子里那棵槐树是同一个品种。他想起他爹活着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——“人这一辈子,总得栽几个跟头。栽了跟头不可怕,怕的是趴在坑里不爬起来。”他那时候小,不太懂,觉得栽跟头就是摔跤,摔了疼一阵子就不疼了。现在他知道了——栽跟头不是摔跤,是有人从你背后踹了一脚,你摔倒了还要自己爬起来,爬起来之后还要继续往前走,因为身后还有一家老小、一厂工人、十几户合作农户,他们都指望着你,你不能趴下。

    他骑上车,开始一家一家地跑债主。

    老马的棉花铺子在镇子东头,门脸不大,后院堆着成垛的棉包。他欠老马将近四千块的棉纱款,是最大的一笔原料债。老马正蹲在院里抽旱烟,看见他进来,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,抬头打量了他一眼。老马做了二十来年棉花生意,什么样的客户都见过,赖账的、跑路的、哭穷的、装死的,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但他从没见过一个欠债的人主动上门来谈还款方案的——通常都是债主追到欠债的人家里去,拍桌子砸板凳地要钱。

    “你气色不好。”老马说。

    陆建设在他对面蹲下来,把来意说了——钱被卷了,四千块不能一次还清,分三个月,第一批下个月底还一千,第二批年底还一千五,剩下的年后再还清。他从怀里掏出提前写好的还款计划书递过去,上面签了字、按了手印、盖了陆记的章。计划书上的字是一笔一划写的,没有一处潦草,每个数字都反复核对过。

    老马接过那张纸看了半晌,烟袋叼在嘴里忘了吸。“利息呢?”

    “按信用社同期利率算。”

    老马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,别回腰上,又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看了很久,像是在称一个人的斤两。然后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自己兜里,说了一句:“利息不要。但有一条——还不上,我拉机器抵债。”

    “行。”陆建设站起来,朝老马微微鞠了一躬。

    从老马铺子出来,又跑了三家。每家都是一样的流程——坐下,说清楚欠多少、什么时候还、利息怎么算,把还款计划书递过去,一条一条地解释。有的答应得痛快,拍拍他的肩膀说“不急,慢慢来”;有的犹豫了一阵才点头,把计划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才签字;有的骂了几句才签字,说“你们这些私人办厂的就是不靠谱,今天不被这个人坑明天就被那个人骗”。有个姓黄的辅料商态度最差,指着鼻子骂了一刻钟,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,说你们这些私人办厂的不靠谱,还不如趁早关了门回去种地,省得害人害己。陆建设听完了,没有反驳一个字,只是把计划书放在桌上,鞠了一躬,走了。

    他走出去的时候姓黄的还在后面骂。他继续往前走,脚步没有加快也没有放慢。骂声渐渐远了,被午后街上的自行车铃铛声和卖豆腐的吆喝声盖了过去。阳光照在他后背上,把影子拉得很长,他的背微微弓着——不是驼背,是那种扛了太多东西之后不自觉地往前倾的弧度。

    到家时天已经黑了。他刚把自行车支在院里,就看见几个黑影站在院门口。赵老栓打头,后面跟着孙木匠、刘老三、李会计,还有最早从陆记领棉纱回家纺线的刘大嫂。几个人在院门口站成一排,手里都攥着东西——有的是钱,有的是存折,有的是用布包了好几层的票子。他们在暮色里看着他,没有人说话,但每个人的目光都往同一个方向使着劲,那种劲道比任何语言都有力量。

    明翰从堂屋门口探出半个脑袋,手里攥着一个啃了一半的冷馒头。四岁的孩子还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,但他知道家里最近气氛不对——爹每天早出晚归,娘走路都带着小跑,奶奶在藤椅上坐到半夜还不睡觉。他看见他爹站在院门口被一群人围住,想跑过去,被明远从后面拉住了衣领。明远把弟弟拽回门槛上坐好,小声说了句“爹在忙”,那语气跟他娘一模一样——稳,不慌。明翰没闹,只是把馒头掰成两半,一半放在门槛上留给哥哥,一半塞进自己嘴里,腮帮子鼓鼓地嚼着。

    赵老栓第一个上来,把一卷票子塞进他手里——是前阵子刚还的那一百八,连动都没动过。票子上还带着炕柜里樟脑丸的气味,凉丝丝的。“先紧着急的债还,我的不急。”他说完转身就走,步子又大又快,不给陆建设推辞的机会。

    孙木匠递过来六十块。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,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木屑和胶痕。“你爹当年修纺车,那把旧菜刀是我帮他磨的。这钱你先用,缓过来再说。”

    李会计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,里面除了钱还有一份连夜做的债务方案——哪笔该先还、哪笔可以延、哪笔能用货抵,用红笔蓝笔标的清清楚楚,每一条方案的后面都附了计算过程和风险提示。“你这六万块的缺口,要马上付的现款其实不到一万。账上的活钱加上我们凑的,扛得过这个月。下个月的事,下个月再想办法。”

    刘大嫂最后一个上来。她从怀里摸出红布包,一层层打开。红布是旧的,边角磨毛了,但洗得很干净。里面是几十块皱巴巴的零票——五块的、两块的、一块的,最大面额十块,用橡皮筋扎着,总共不到六十块钱。她把钱往他手里塞的时候,嘴唇动了动,眼眶红了,但没有哭出来。

    “建设,你当年挨家挨户发棉纱给我们纺。我一个寡妇带两个孩子,要不是你,我们娘仨早饿死了。这钱不多,你先拿着。我还能纺线,日子紧巴点不怕。你要是把厂子关了,我就没地方领棉纱了。”

    她说最后那句话的时候声音很低,像是怕被人听见,又像是怕不说出来就再也没机会说了。陆建设握着那卷还带着她体温的零钱,喉咙里堵了团东西,堵得他说不出话来。他站在院门口,手里攥着那些钱——新的旧的、整的零的、五块的十块的,叠在一起,被他的汗水浸得微微发潮。他站了好一会儿才开口,声音不高,但稳。

    “各位的钱,我一分不少全还。厂子倒不了。”

    那天晚上他没吃饭。他把李会计的方案看了两遍,重新做了一份还款时间表——三个月内还清所有紧急债务,半年内恢复全部产能,一年内把被周明远破坏的销售渠道全部重建。写完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会儿眼,脑子里过着一件又一件接下来要做的事:停两条旧线,辞退六个人,压缩一切不必要开支,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

    田秀芹推门进来时他正盯着墙上的“陆记”木板发呆。那块木板是他爹在煤油灯下刻的,有建梅血渍的那一块,上面“陆记”两个字的笔画已经被手摩挲得发亮了。她把一碗热了第三次的粥放在他手边,粥里的荷包蛋已经碎了,蛋黄散在米汤里,糊了半个碗。她把腌萝卜也端来了,又放下一碟新切的咸菜丝。然后她在他对面坐下,拿过那张还款时间表看了看,眉头微微皱着——那是她看账本时惯有的表情,专注而不焦虑。

    “你把辞退的工人名单给我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你要名单干什么?”

    “明天一家一家去说。你嘴笨,这种事我比你说得清楚。”

    陆建设看着她。她在灯下翻着那张纸,眉头微微皱着——那是她看账本时惯有的表情,专注而不焦虑。这些年厂里的大事小事,从工人家里有丧事该随多少份子,到库房里棉纱受潮了该晒多少天,都是她拿主意。她不像他娘那样能一眼看出账目里的猫腻,但她有一种从生活里磨出来的判断力——看人、看事、看分寸,很少出错。她说出来的话不一定好听,但一定是准的。

    “秀芹,”他说,“那对镯子——我原打算今年赎回来的。”

    田秀芹抬头看了他一眼。那对银镯子——她嫁过来时唯一的陪嫁,当了给厂子里周转,当票压在柜子最深处。她没提过一个字,从来没提过。

    “镯子是死物。”她把还款计划表折好放进自己兜里,折得很仔细,先对折再对折,边角对齐了才用掌心压平折痕,“你先把这个坑填上。填完了,你给我打对新的。”她站起来,收了空碗,把煤油灯往他那边推了推,让光更多地照在他面前那本摊开的账本上。走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他一眼,说了句“别熬太晚,你那咳嗽刚好没两天”,然后出了门。

    第二天一早,田秀芹把明远送到村口学堂门口。明远背着他那个用碎布头拼的书包,走了几步又跑回来,仰着脸问她:“娘,爹昨天是不是没吃饭?”田秀芹蹲下来,把他歪了的红领巾重新系好,说:“吃了。你爹吃了两大碗。”明远看了她一眼,那双眼睛不大,但跟她的一样——看人的时候不会躲闪,像是在判断对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看了两秒钟,他点了点头,转身跑了。他跑起来的时候书包在屁股后面一颠一颠的,像一只扑腾着翅膀的大鸟。

    田秀芹又回到家里把明翰交给婆婆照看。明翰正蹲在院子里拿树枝在地上画画,画的是一个歪歪扭扭的长方形,上面有好几个小圆圈。田秀芹问他画的是什么,他说是“爹的织布机”。她在他头顶按了一下,站起来要走,明翰忽然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进她手里。田秀芹打开一看,里面是两块已经压碎了的高粱饴糖块,糖纸都皱了,显然在小孩子兜里揣了很久。明翰说是上次跟哥哥去镇上赶集时买的,一直舍不得吃。“娘路上饿了吃。”田秀芹把那两块碎糖重新包好放进兜里,在明翰脸上轻轻拧了一下,站起来走了。走出院门口的时候她的眼眶有点发酸,但风一吹就干了。

    她揣上一本记着各家地址和领纱数量的小本子,挨家挨户去跑。厂里合作的农户和家庭作坊有十几户,分布在大队好几个生产队里。周明远跑路的消息已经传开了,传得比她的脚步还快——有人说陆记欠了几十万外债马上就要倒了,有人说陆建设也跑了把烂摊子丢给他娘和老婆,有人说得更离谱,说陆家的房子和机器都已经被债主查封了。这些风言风语传到了那些靠陆记领棉纱回家纺线的农户耳朵里,所有人都慌了神——对她们来说,每个月从陆记领的那几斤棉纱,纺成线换回来的那十几块钱,是全家买盐买油给孩子交学费的全部指望。田秀芹得一家一家地把这些人心稳下来,把每一根被谣言动摇的线重新固定住。

    第一户是村东头的张寡妇,男人在矿上出事没了,一个人靠从陆记领棉纱织布养三个孩子。田秀芹推门进去时,张寡妇正坐在门槛上发呆,面前搁着织了一半的布,梭子上落了一层灰,不知道停了几天了。院子里的鸡也没喂,饿得围着鸡窝打转。

    “嫂子,”田秀芹在她旁边坐下来,没有绕弯子,“厂里出了点事,你也听说了。但你的工钱一分不会少。上个月的先结,你点点。”她把钱数出来递过去,是几张票子,五块的、两块的,叠得整整齐齐。

    张寡妇接过钱数了又数,数了三遍。她的手有些抖,嘴唇动了动,没说出话来。半晌,她转过身去拿起那块织了一半的布,手指在布面上摸了一圈,像是在跟什么东西告别,又像是在确认这东西还在。然后她把梭子上落的灰吹了吹,重新插进经线里。织布机响了起来——咔嗒一声,那声音有点涩,但总归是重新响起来了,在安静的院子里回荡。

    田秀芹从张寡妇家出来,又走了第二家、第三家。那天她从早上走到天黑,走了十几里路,把十几户全部跑了一遍。每到一户她都同样的话——活不会断,工钱不会欠。有怀疑的当场结钱,有担心的耐着性子解释,有被谣言吓到已经收了纺车的她蹲在人家院里说了大半个钟头,说到口干舌燥也不停。有一户的媳妇听她解释完之后说了一句“秀芹姐,我信你”,然后当着她的面把收到柜子里的纺车重新搬了出来,用抹布里里外外擦了一遍。田秀芹帮她把纺车架好、把棉纱挂上、把锭子的位置调正,看着那架纺车重新转起来,才起身赶往下一家。

    走完最后一户时天已经黑透了。她脚上磨出两个水泡,左脚鞋底裂了口,砂土从裂缝里灌进去硌得脚掌生疼。她在村口井边蹲下,脱了鞋倒了倒砂土,又舀了瓢凉水冲了冲脚。井水冰凉,浇在磨破的皮肉上有些刺痛,她咬着牙把鞋穿回去,一瘸一拐地往回走。月光照在土路上,把路面照得发白,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

    到家时孩子们已经睡了。明远把弟弟的被子掖得好好的,明翰手里攥着那个草编蚂蚱——蚂蚱的翅膀已经断了一根,是明翰自己用口水粘回去的,粘得歪歪扭扭。兄弟俩挤在一张炕上,明翰的腿搭在明远的肚子上,明远也没推开。灶台上温着婆婆给她留的粥,粥已经熬成了糊状,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米油。她端着粥坐下来,把今天跑的十几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——哪几家已经稳住,哪几家还观望,哪几家需要再多跑一趟。过完之后她在那个小本子上画了几个记号,然后靠在灶台边闭上了眼。粥碗从手里滑下来,落在膝盖上,差点翻了。

    陆建设回来时她已经趴在灶台边睡着了。灶膛里的火早就灭了,只剩一层灰烬,冷风从门缝里钻进来,把她额前的碎发吹得微微动着。他没有叫醒她,把她手里的空碗取出来搁好,从炕上拿了条毯子盖在她身上。毯子是旧毛毯,边角磨得发白,但盖在身上还是暖和的。他在旁边蹲下来,把她额前一缕碎发拨到耳后,手指在她眉间那道细纹上轻轻按了一下。

    她兜里那个小布包从口袋里滑了出来,两块压碎的高粱饴糖掉在地上。陆建设弯腰捡起来,放在掌心里看了好一会儿。糖块已经被压得不成形了,糖纸皱皱巴巴的,但他认得——那是上个月镇上赶集时明翰缠着他买的,两分钱一块,明翰买了四块,吃了一块,给了哥哥一块,剩下两块一直藏在兜里舍不得吃。他把那两块碎糖重新包好,放回她兜里,然后站起来,轻手轻脚进了里屋。

    他先去看了看两个孩子。明远睡得很沉,被子蹬掉了一半,一条胳膊搭在炕沿外面。明翰翻了个身,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“娘”,又睡过去了,小手在枕头旁边摸索了一下,摸到哥哥的衣角才停住。陆建设把明远的被子重新掖好,把明翰的脚丫子从枕头底下挪出来放回被子里,站在炕边看了他们一小会儿。这两个孩子最近他管得少——明远的家长会他一次都没去过,明翰的生日他也忘了。田秀芹从来不提这些,但他心里记着,一笔一笔都记着。

    然后他走到桌前,把煤油灯调亮,重新摊开账本,继续算那些算了一整天还没算完的数字。煤油灯的火苗在玻璃罩里安静地燃着,偶尔跳动一下。他的笔在纸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,一页又一页。窗外起了风,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吹得簌簌响,有片叶子落在窗台上,很快又被风吹走了。远处车间里夜班机器的轰鸣声低沉而稳定地传过来,像是这片土地上从未停止过的脉搏。

    压垮陆建设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省城那家贸易公司的毁约。

    那是周明远牵线搭桥的最大客户,每年从陆记拿将近三成的产量,是陆记最大的单体客户。周明远跑路之后陆建设亲自跑了两趟省城想稳住这个客户。第一次去的时候对方经理还算客气,在会客室里给他倒了杯茶,说“周明远的事跟我们没关系,合同照常执行”。陆建设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,回来的路上还在想,只要这个大客户不丢,厂子就倒不了。

    但第二次去的时候,情况全变了。他在会客室里等了将近两个小时,期间没有人进来续茶,也没有人进来打招呼,走廊上的脚步声来来去去,但没有一双脚是为他停下的。对方经理推门进来后连坐都没坐,就站在门口,手里夹着一份文件,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话:“陆老板,公司重新评估了供应商名单,决定从下个月起暂停跟你们的合作。原因我不方便细说,但你应该明白。”说完他转身走了,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而冷漠的咔咔声,那声音在走廊里越传越远,直到被一扇关上的门截断。

    陆建设没有追上去问为什么。他心里清楚——周明远在这个客户身上动的手脚最多,虚报价格、吃回扣、在合同条款里埋了雷。这些事周明远做得很隐蔽,但客户心里不会没数。陆记是被骗的,但客户也是被利用的,这种关系一旦沾上了阴影,想洗干净比什么都难。更何况人家是省城的大公司,供应商排着队等合作,没必要跟一个出了事的小厂绑在一起。

    他一个人在那间会客室里站了一会儿。会客室很大,沙发是真皮的,茶几上摆着一盆绿萝,叶子绿得发亮,每片叶子都被擦得干干净净,连叶面上的灰尘都没有。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,画的是黄山迎客松,笔法工整但没什么灵气。他忽然想起自己办公室窗台上那盆建梅种的吊兰——用的是旧搪瓷盆,盆沿磕掉了一块瓷,叶子被车间里的棉绒蒙了一层白,但他从来没注意过。他站了一会儿,然后把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端起来一口气喝完,把一次性纸杯轻轻放在茶几上,拎起提包走了出去。

    走出写字楼的大门时,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打在他脸上。省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,自行车铃铛声响成一片,远处有喇叭在放流行歌曲,唱的是“明天会更好”。他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,阳光把他眼窝下的阴影照得更加触目,然后他推着自行车走进了车流里。

    那天他在路上骑了很久。省城街道他不熟,骑着骑着就拐进了一条窄巷子。巷子两边是低矮的砖瓦房,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广告纸,晾衣绳上挂着洗得发白的衣服在风里飘着。一个老太太坐在巷口择菜,菜叶子扔了一地,两只芦花鸡围着她的脚边啄食。他索性不再看路,沿着巷子一直骑,骑到尽头的时候看见了一片废弃的工地——杂草丛生,堆着几垛锈迹斑斑的钢筋,地上到处是碎砖和水泥块,还有一个被风吹倒的竹脚手架,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。

    他把自行车支在工地边上,蹲在一堆废砖旁边,从怀里摸出一根卷烟点上。他抽烟的样子跟他爹一模一样——吸一小口,让烟雾在嘴里转一圈再慢慢吐出来,舍不得往肺里咽,仿佛这样能抽得更久一些。他抽了两口,把烟掐灭了,烟头摁在碎砖上,然后又点了一根。

    最大客户的订单没了。三成的产量,一下子空了。那两条停掉的旧线本来指着这个客户的订单来重启,现在没了指望。他蹲在那里抽了两根烟,烟头摁在碎砖上,摁出一个一个黑色的焦印。风吹过来,把碎砖上的烟灰吹散了,也把他额前的头发吹乱了。

    他想起很多年前——其实也没多少年,不到十年——他刚从深圳回来的时候,兜里揣着三百块钱和一本翻烂了的笔记本。那时候什么都没有,只有几架被没收后还回来的旧纺车、一个他爹留下的“陆记”牌子、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劲儿。现在他有了厂房、有了机器、有了几十号工人和十几户合作农户,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之后,这些东西突然都变成了压在他肩上的重量——不是资产,是责任。厂房越大,责任越重;机器越多,胆子越小。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倒,他倒了这些人全得跟着遭殃。

    他把第二根烟头摁灭,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嘎吱响了一声,他扶着旁边的废砖垛稳了一下。他把自行车扶正,骑上去往回赶。

    到家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。堂屋里亮着灯,他娘、建梅、建婷围在桌前对账,三个人的影子被煤油灯投在墙上,重重叠叠地拢成一团。建婷从县城回来了——她本来应该在裁缝铺上班的,听说家里出了事,跟老板娘请了假就搭长途汽车回来了。她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,就带了一个小包袱和一双哭红了的眼睛,但此刻坐在桌前翻单据的样子已经恢复了平时的利索。建梅还是老样子,闷着头理账,手指在纸页边缘上来回摩挲,一句话也不说,但每份单据的位置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老太太坐在那把旧藤椅上,膝盖上盖着毯子,手里翻着周明远经手的最后一批单子,她不识字,但她能看出来哪些数字对不上、哪些日期有问题,她的手指在单子上慢慢移动,像是在摸布面上的跳线。

    田秀芹站在灶台边,手里端着一碗刚热好的粥。她一眼就看出陆建设的脸色——嘴角比早上走的时候抿得更紧了,那道从颧骨到下巴的线条像被刀削过,又硬又直,眼睛里那两粒火星子没有灭,但被一层浑浊的东西罩住了,像是烧得太久,把周围都烤焦了。

    “大客户丢了。”他说。声音不高,但在安静的堂屋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,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

    屋里安静了片刻。建婷放下手里的单据,张了张嘴想说什么,又闭上了。她低头看着面前的账本,手指在纸上用力按了一下,指甲盖都发白了。建梅继续理着桌上那摞账本,手上的动作没有停,但她的嘴唇抿得更紧了,那条从鼻翼到嘴角的纹路陡然深了一截。

    田秀芹把粥端过去放在桌上,然后把围裙解了搭在椅背上。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慢,像是在给自己争取几秒钟思考的时间。然后她在他对面坐下来,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意外的话:“丢了就丢了。你的布还在,机器还在,人还在。省城不要,卖县里。县里不要,卖镇上。东西好,总会有人买。”

    她的话不轻不重,像是在说今晚吃什么菜。但每个人都听出了那平静底下的分量——那不是一个妻子的安慰,是一个在厂里待了十年、看着每一匹布从机器上下来、亲手摸过无数块布面的人做出的判断。她信的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,是陆记的布本身。陆建设端起粥喝了口,粥还温热,米粒煮得烂烂的,里面加了红枣和老姜,有股淡淡的甜和辛辣。他喝完了粥,把空碗放在桌上,重新拿起了账本。

    “明天我去邻镇找赵春山。”他说,“他那边还有些渠道。”

    田秀芹点了下头,收了空碗去灶台边洗。她洗碗的时候,陆建设听到她压低了声音跟建梅说了一句话:“这几天别让你哥一个人待着。他要是半夜还亮着灯,你给他送壶热茶过去。别劝他,送了就走。”建梅嗯了一声,没有多问,也没有抬头。

    陆建设没抬头,但他手里的笔在纸上停了一下。然后他继续写——写明天要跟赵春山谈的供货方案,写每匹布的成本、报价、交货周期。他的字不好看,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,像是在给自己凿一条出路。窗外夜风掠过老槐树的树梢,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是有很多人在很远的地方轻声说话。

    赵春山的贸易公司在邻镇一栋二层小楼里,楼下仓库,楼上办公。他是陆记最早的市场伙伴,当年帮陆建设把布从县城铺到了周边好几个县的十几个乡镇。没有赵春山,陆记的白坯布走不出红石镇;没有陆记的布,赵春山的贸易公司也拿不到那么多稳定的货源。两个人这几年的交情,是用一匹一匹的布、一趟一趟的送货、一次一次的结账积累下来的,不深不浅,刚刚好够在对方最难的时候伸出手去。

    陆建设到的时候赵春山正在楼下盯着工人装车。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,袖子卷到胳膊肘,露出精瘦的前臂。看见陆建设来了,他把发货单交给旁边的助手,走过来握住他的手。握得不重,但时间比平时长了一秒。

    “你气色不好。”赵春山说。

    “最近都这样。”陆建设跟着他上了楼。

    赵春山给他倒了杯茶。搪瓷缸子,白底蓝花,边沿磕掉了一小块瓷,露出锈色的铁胎。茶是粗茶,泡得酽,叶子沉在缸底,汤色发红。两个人在那张旧办公桌两边坐下。墙上挂着全县地图,用图钉标着各乡镇的销售网点——那些图钉有新的有旧的,分布在各条通往不同乡镇的公路沿线上,像一盘下了很久的棋。陆建设看着那张地图——上面每一个点他都送过货,骑自行车、坐拖拉机、走路,什么样的路都走过。有的路是晴天走的,有的路是雨天走的,有的路是三更半夜打着手电筒走的。

    他把来意说了——周明远跑了,最大客户丢了,产能还剩七八成但销路只剩一半不到。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,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,每个数字都报得清清楚楚,没有一处含糊。

    赵春山听完没马上接话。他端着搪瓷缸喝了口茶,看着墙上那张地图,像是在心里把那些图钉重新排列了一遍。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,翻到空白的一页。“把你现在的产能情况说说——多少台机器在转、一个月出多少匹、品类有哪些、价格怎么定。我这边好给你做匹配。”

    “你不怕我再出岔子?”

    “你这人厚道。”赵春山拿笔在本子上点了点,像是在敲定一件事,“做生意,厚道是最笨的办法,也是最稳的。你被坑了六万块,第一个想的不是赖账,是把债主挨个跑一遍。这种人我不怕跟你合作。你要是那种出了事就躲起来的人,今天我连这杯茶都不会给你倒。”

    陆建设看着他,没有说“谢谢”,只是把随身带的供货单递了过去。那两页纸在提包里被压得有些皱了,但上面的字迹清清楚楚——每匹布的成本、报价、交货周期、最小起订量,全部列得明明白白。

    两个人谈了大半个下午。赵春山对着手里的渠道名单一条条对,把能对接上的客户全标出来。他算了笔账:如果能把原来七成的老客户重新激活,加上他手头新开发的乡镇批发点,陆记的月销量可以恢复到原来的六成左右。六成不够把停掉的机器全开起来,但够保住现金流不断。

    “先扛过这半年。”赵春山把笔记本合上,笔夹在封面里,“半年之后再说扩产的事。这半年里你不要想别的,就盯着三件事——质量、交货、回款。把这三件事做好了,客户自然会回来。”

    陆建设站起来,朝赵春山伸出手。两只手握在一起,干燥,有力,没有多余的话。下楼的时候赵春山忽然从后面叫住他,说了一句:“建设,我认识周明远比你早。他在供销社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人能说会道,但办事不踏实。你被他坑了不是你的错,是他太会装了。这种人迟早要栽,但你不能陪着他栽。”

    从赵春山那里回来,天已经暗了。陆建设骑着车穿过田野,秋风裹着烧秸秆的烟味从坡地上灌下来,呛得他咳嗽了两声。他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——树还是那棵树,树干上被他小时候用镰刀刻的一道疤还在,现在已经长成了一块凸起的树瘤,摸上去硬硬的,像是树自己长出来的铠甲。他路过山坡上他爹的坟——坟头青草又长了一茬,纺车轴还插在土里,木头发黑了,但直直地立着,像一根不肯倒下的界桩。

    到厂门口时,他看见车间里灯还亮着。他停了车走进去——那台停了半个月的机器正在运转。梭子从左飞向右,咔嗒一声,一截白布从出布口缓缓淌出来,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米白色光泽。

    田秀芹坐在机器前面,背对着门口。她的手指按在梭子轨道的末端,指尖感受着梭子每次撞击时的细微震动。这个动作是他教她的——梭子的震动频率能判断张力是否均匀。她学得不快,但学得很认真,同一个动作练习了大半个月才能独立判断。有一次她练到深夜,手指被梭子撞了一下,指甲盖下面渗出一小片淤血,她没有吭声,用布条缠了一下继续练。

    “嫂子说这台机器再不开要生锈,”建梅从后面走过来,手里拿着一把刚卸下来的旧梭子,“她昨天让我教她调参数,练了大半个晚上。今天第一匹出来,次品率已经压到三个点以内了。比我当年学的时候进步还快。”

    田秀芹听见说话声,转过头来。她手上还缠着昨天磨出来的布条,布条有些脏了,但扎得很紧。额头上有汗,几缕碎发被汗水粘在鬓角上,但眼睛亮着,是那种做完一件事之后踏实的亮。“你回来了。”她说,“这匹布我看了,可以用。明天连着那几匹一起发走。”她没有问他跟赵春山谈得怎么样,但从他的脸色里她已经看出来了——情况没有变得更糟,那就够了。

    陆建设站在车间门口,看着妻子把那匹新布从竹筐里抱出来,端端正正地摞在成品堆上。她抱布匹的动作已经不像刚开始那样笨拙了——一手托底、一手扶着侧边,轻轻放下去,四角对齐,跟他教的一模一样,分毫不差。他忽然觉得,这个女人比他想象的要坚韧得多。不是钢铁的坚韧——钢铁虽然硬,但折了就会断。她那种坚韧是芦苇的坚韧,风来了弯下去,风过了又直起来,怎么吹都吹不断。

    “秀芹,”他说,“明天你到车间来,我教你怎么调张力参数。”

    田秀芹愣了一下。以前这些技术活都是他一手包揽,从不让她插手——倒不是信不过她,只是觉得她管好家里、管好仓库就够了。但现在他知道了,她能做到的远不止那些。

    “我也该学了。”她说。说完她转身继续理货,把那摞布匹按编号排好,每一摞都堆得方方正正,四角对齐。车间里的灯光照在她身上,把她穿着改过的旧工作服的背影投在墙上。机器继续运转着,梭子来回穿梭,咔嗒咔嗒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传得很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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